再往后，则是整部汉律‘人道’部分的缩影了——如果无法按量缴纳干草、秸秆，那也可以交钱冲抵，刍一石折合十五钱，藁一石折五钱；如果刍藁和钱都没能缴纳，惩罚是黄金四两。
与之相比，秦律就真的称得上的残酷了——刍藁税，必须缴纳干草和秸秆，一根都不能少！
没能缴纳的惩罚，则更是惨无人道的乡邻连坐，举家流放···
从这个‘细微’的不同，法家终于意识到秦律的‘不足’，以及汉律的‘优越’性在哪里了——秦法太过于死板，且惩罚太重；触碰了秦律的人，都会被当乱臣贼子来处置。
而汉法则是温柔了许多，并不似秦法一般，将触犯了法律的人直接否定，而是就事论事：法律规定缴纳刍藁税，那只要达到收取干草、秸秆的目的，就可以了——收上来得钱，也同样可以从市场购买干草、秸秆。
对于法律的触犯者，汉律也不认为其与国家做对，而是同样就事论事——违反刍藁税，国家遭受了损失，那为了弥补这部分损失，就罚金吧！
这种思想上的转变，无疑对法家产生了十足长远的影响：相较于秦律的‘就事论人’，汉律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，无疑更能被百姓所接受。
思想得到转变之后，法家为了被刘氏皇帝所接受，并由此跻身显学之列，重拾战国时的荣光，也开始了对法律的探索。
——以先例判案，就是法家从黄老学汲取营养的结果。
就是说，如果某人触犯了法律，那在针对这个案件的判决过程中，除了汉律的规定外，过去发生过的同样案件得判罚结果，也是重要参考因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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