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以，当遇到确实有才华，优秀到不举荐心里都觉得亏的贤良之士，高层官员也依旧会大气的站出来，以名义作保，向皇帝举荐这个人才。
西汉最著名的两位贤良方正，就是举荐制度的获益者；其策论不仅直指国家之弊政，解决了国家潜在的或迫切面对的问题，个人名望与策论还流传于后世，广为人知。
——汉文帝梁王太傅贾谊的《过秦论》，以及汉文帝太子家令，景帝御史大夫晁错的《贵粟论》。
这样的人才，别说是平民百姓了，即便是将全天下的百姓都算在内，每五十年能出一个，便是王朝之大幸！
对于刘弘而言，也只能用可遇而不可求来形容。
孝廉，则相对简单了：贤名远播，以德行入仕为官。
这样的官员，看似要求不高：不需要识文断字，也不需要有什么手段、能力，只要够孝顺，就可以被举荐。
但是，其标准也是高的吓人——孝廉者，孝名扬于周边五郡，闻名于庙堂者当之！
也就是说，要想被举荐为孝廉，就要让孝顺的名气传播到周边一圈的郡，并让超堂内的某人听到：某某郡有某某人，做了这样一件事，当真纯孝。
在没有电子网络的西元前，这样的人出现的频率，根本不比‘国士’级别的贤良方正高多少。
只有最后一种看上去没多少能力，只能借着父祖余荫被举荐的‘博士子弟’，才是此时最大的官员人选来源。
这类人群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：极具理想化，理论化；并不关心怎么样才能提高粮产，提高百姓生活质量，而是整日手不释卷，自怨自爱的指点江山，连如何开一里水渠都不懂，就认为自己可以带领天下走向盛世的文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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