颜真卿感慨道：“那也得是圣人有理才行啊。你曾是寿安县尉，我问你，你在任时最大的政绩是什么？”
“若不算我与圣人一起办了偃师的漕运大案，便是征税了。”
崔祐甫之所以这么说，因为朝廷衡量地方官政绩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税赋，而县尉的本职之一就是催税。
“我在任期间，清点田亩、开垦荒地、修整吏治，使逃户归乡耕种，按时缴纳的租庸比前一年多了三成……”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颜真卿递过了一撂厚厚的公文，“你的功绩是不假，可你离任后不到一年，那些田亩与民户还在吗？”
崔祐甫接过，仔细翻阅，发现自己在任时缴纳的赋税数字颇为突出，是前后数年都没有过的。再看田亩，亦是如此。
看起来，就像是继任他成为寿安县尉的是个庸才，不到一年，就把原来回归乡里的农夫逼走了。
再往下翻，寿安县在册的耕田数量在开元七年达到最高，之后就在逐年下降，到了天宝五载，就已然比高宗年间还要少了，而上缴的租庸调却还在增加。而他在任时带来的增长，对比开元年间，只算九牛一毛。
“你当年的功绩，是高门大户给你送的礼。但改变不了那些百姓的命运，你走没两年，他们又全都拿回去了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”
颜真卿说着，也想到了自己任长安县尉那些年，缓缓道：“徐徐渐进虽好，但也容易被蒙蔽，被阳奉阴违，大唐开国已久，土地兼并愈演愈烈，非大刀阔斧则不能示朝廷之坚决。”
崔祐甫道：“大唐并未到需要大刀阔斧的地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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