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这个问题，汉室自高皇帝时起，就一直没有一个准确的定论。
面对天下‘礼乐崩坏’，高皇帝刘邦先是绕过《礼》传人陆贾，由叔孙通负责汉礼的制定，在本就不堪重负的‘礼乐’头上狠踩了一脚。
紧接着，叔孙通又莫名其妙的跑到鲁地，就汉礼的制定，向精通《周礼》的鲁儒请教，试图以此作为参考，又抬了‘礼乐’一手。
等‘汉礼’制定好后，刘邦兴高采烈的玩了两天‘礼乐’主题的沉浸式体验，就开始带头破坏礼乐。
至于《礼》《乐》专家：鲁儒，更是在刘邦面前没讨到一点便宜。
先是项羽乌江自刎，天下传檄而定，为由鲁地誓死不降，宣称要为霸王‘披麻戴孝’。
结果等刘邦一声令下，带兵把鲁地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鲁儒们又跳出来三叩六拜，口称万岁。
等鲁地‘解放’，鲁儒们又开始拿捏起来，宣扬‘汉室立而礼乐崩，当兴礼乐’，试图借此在汉室占据地位。
看到自己的业务被叔孙通抢走，鲁儒们又把脸一转，一口一句‘哎呀，这个礼乐，那是要王朝行仁德百年，才能弄的东西’···
所以，汉室的‘礼乐建设’，实际上属于甲乙双方都不妥协，也都不完全撕破脸的尴尬阶段。
作为甲方爸爸，高皇帝刘邦像制定一个专属汉室的‘礼乐设计’，但出于新仇旧恨及个人喜好，对与设计师鲁儒一脉，又没有什么尊重可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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