管仲更是不用多说，在汉室，学术界依旧恭敬的称管仲一声：管子。
——要知道在汉室，就连仲尼都还没那个资格，被称为‘子’！
高兴的能叫一声仲尼，就算很给面子了——不高兴了粗暴的说句孔丘，除了儒生之外，也不会有人太在意。
即便是刘弘乃至于先帝刘盈，高皇帝刘邦的诏书当中，也不乏从《管子》一书引经据典，增强条令合法性的部分。
有如此多的先辈为榜样，商人阶级凭借着丰富的人生阅历，以及丰厚的资本，本该成为精英阶级，至少是预备精英才对。
但白圭、范蠡、管仲，乃至于目光长远，为了生意的稳定而自掏腰包，全力支持国防事业的郑人弦高，都没能成为商人阶级的榜样。
商人们，选择了一个错误到不能再错的榜样。
——姜子牙二十三世玄孙，杂家创始人，始皇帝嬴政的第一任相国：吕不韦。
无论是白圭的‘人弃我取，人取我与’，还是范蠡的‘忠以为国；智以保身；商以致富，成名天下’，亦或是早于西方二千多年提出‘商业战’概念的管仲，都输给了‘奇货可居’的吕不韦。
失去了白圭‘以商业思维治理国家’的思维，失去了管仲‘以商业打击敌人’的主张，也失去弦高‘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’之宽阔眼界，商人阶级与社会对立，便成为了必然。
今日但凡换一个人，刘弘都断然不可能以皇帝的身份，亲自接见一个户籍还在商籍的‘贱户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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