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赵佗称帝，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已经是去年的事儿了。
是时吕后病重，长沙王吴臣禀告长安：南越王佗出入称警，行文用制，用黄屋左纛，号南越武帝！
吕后闻之大怒，又值病重将故之际，不敢轻动南北两军，遂派隆虑侯周灶将兵十万，以攻伐南越。
周灶大军刚抵达南方，还没在长沙国站稳脚跟，就因为湿瘴而病倒大半；长安又因吕后驾崩，以及之后的诸侯大臣共诛诸吕而乱作一团，周灶的大军便在几乎失去后勤援助的情况下，在长沙国与南越交界之处驻扎至今。
没有朝堂的正式命令，周灶自是不敢擅自班师；继续在长沙驻扎，手下大军又连番耗损与军粮短缺、后勤没有保障以及水土不服之上。
所以在刘弘看来，周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向自己低头，只怕是为了得到一个‘允许班师’的命令，好从南方的泥潭中抽出身。
而刘弘之所以对周灶的投效高兴不起来，倒也不是因为其目的‘不纯’，而是周灶此行，使命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完成。
——周灶班师，赵佗恐怕会更加猖狂；允许一个胆敢称帝的割据政权继续存在，对刘弘的皇帝威严而言，也是极大的损害！
在原本的历史上，周灶自南方铩羽而归，并没有对朝堂割据产生什么影响——无论是泥塑皇帝刘恒，还是权臣如陈平周勃等，都清晰地知道：在这个时间点想通过武力解决南越问题，并不十分现实。
因为无论是从国家财力、军事后勤力量的角度，还是从战略角度而言，汉室都没有多余的精力，用于解决南方割据的南越政权——但凡汉室敢将战略重心南移，北墙外的匈奴人就必将搞事！
而汉室，即便是在战略重心全盘侧重北方的现在，都不能很好地抵御匈奴人的攻击，就更枉论战略重心南移之后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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