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时百姓的耕作，也普遍严格遵照节气，什么时候灌水，什么时候收获，都是根据专门的‘望天人’估算时节；多数情况下，一个县乃至于一个郡的秋收，都会在同一天。
到了秋收日，百姓用镰刀收获粮食时，游缴带来的小吏都会瞪大眼睛，紧盯着百姓将还散发着秸秆气息的作物送到田边，称重缴税。
无论最后的收成是多少，游缴都会将收成的十五分之一分出来，作为农税。
简单透明，即便收税官在称量工具上动手脚，百姓也能大概目测出，游缴取走的部分，究竟是不是自家土地收获的十五分之一。
也就是说，某人名下的一百亩田产量是三百石，那就缴税二十石；收成六百石，农税就是四十石。
这种类似‘绩效’的按百分比纳税的方式，使得地方官对治下百姓的土地收成也十分关心——对地方官而言，税收，那就是政绩啊！
收上来更多的税，就意味着治下土地的收成好，不要脸一点的地方官，也可以吹一句‘民安居乐业，暖衣饱食，无有饿殍’。
除此之外，更高的税收，也会使得官衙的经费更加宽裕。
——此时，地方属衙的运营经费，并不是由中央拨款下发，而是地方自己从秋天收上来的农税扣留，将剩下的部分运到长安，上缴国库。
至于截流标准，按照刘邦所制定的‘量入为出’，通俗来说，就是根据收入，调整政府开支。
如果税收多，那地方官府自然可以理直气壮的多截留一些，用于第二年给官员发放福利、维护道路，乃至于开渠引水，提高粮食产量等等。
税收少，那地方官自然没有底气多截留，第二年只能勒紧裤腰带，吃饭都不敢带油水；至于造路开渠，逢年过节给治下官吏发个红包什么的，更是想都别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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