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此御史因“察人不谨”而要承担的责任，不能因“谏事风闻”而得免，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。
高滔滔认为有理，诏“尚书、侍郎、给、舍、谏议、中丞、待制以上，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。”以扩大谏院人数。
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，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——察案如果弹人，需要有确实证据，承担后果；只有补阙朝政，言事方可以“风闻”。
戊午，召朝奉郎、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。
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，大苏的升官途径，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，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、吕公著、苏油。
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，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，也就是说，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。
于是苏油上书，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，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。
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，说苏轼人才难得。
蜚声国际，四海内外皆称夫子，各国使节入京，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。
当年制科结束，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，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，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，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，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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