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中最大的影响，就是几次对外重大战争的失利。
苏轼的文章里，也着重分析了民族风气对于对外战争的影响，以及对外战争，对于民族风气的反作用。
毋庸置疑，两者都没有起到什么好的促进。
两个极端同时存在于大宋的民族风气上——自大与自卑，保守与务虚，怯懦与盲动。
而两个极端体现在外交策略上，就是打也不行，和也不行；体现在国家政策上，就是激进也治不好，保守也治不好。
要纠正这种状态，首先就是要实现民族思想的转变——自尊，但是不骄狂；自信，但是不虚枉；自强，源于务实；自立，源于自强。
民族，是由国人构成的，民族气质，则是国人气质构成的。
简单举一个例子，那就是祖宗“以文制武”的国策，在一次次对外战争失利中，被彻底读歪了。
正确的理解，祖宗的这句话，应该是指国家武备，军士训练，将领培养，迁转升降，都应有一套成熟有效的机制来管理约束。
管理机制，就是“文”，军事力量，就是“武”。
而不是简单地将“文”定义为文官，将“武”定义成武将，在国家内部人为地制造对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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