它的前提，是政府必须完全掌握土地丈量统计数据，避免隐田的出现，同时，还要避免过多的免税田亩的出现。
税制，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摸索了很久，无论宋，明，清，都出现过很多问题，直到“摊丁入亩”，“官绅一体纳粮”这两条确定后，兼并虽然依旧盛行，但是已经不能影响到封建国家最重要的税收——农税了。
从此后，国家有钱了，这才是稳定的基础。
上亿两白银都说赔就能赔，相比之下，几十万贯岁币，连毛都算不上。
此举在明清施行，阻力非常巨大，因为明代国策是读书人免税，导致大量投效式兼并的发生，大地主完全享受免税带来的大福利，最后国家负担全部落到抗风险能力很小的自耕农身上，最后自耕农比例越来越少，国家破产。
清代初期也是如此。
如今的陕西，阻力小得多。
首先，北宋读书人没有免税的说法，只有官员才有。
其次，官员免税田亩有明确规定，虽然多占土地照样免税的现象非常普遍，但那毕竟是没有法理依据的。
第三，最有利的一点，宋代商税比例相当大，政府鼓励工商，甚至鼓励大宗海贸。
官员升迁，携带土产进京贩卖都是常态，以前在大相国寺，如今在万货集，甚至还开辟有专门场地给他们干这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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