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雪覆盖着一望无际的原野，天地间一片素白。火车车头烟囱内冲出的白烟，在漫天雪白的背景下，显得有几分魔幻，朦朦胧胧的，看似真切，实则飘忽。
雪依旧在下，细碎的雪花被北风裹夹着，如同飞蛾一般撞击着列车的车窗，尽管那雪花冲不破玻璃窗的阻挡，却有效隔离了车厢内的视线。
煦暖如春的车厢内，维克托独自坐在仅有的那张办公桌前，眉头紧皱的翻看着手里的一份文件。
半个小时前，送他前往列宁格勒的专列刚刚过了科尔皮诺，按照警卫的说法，再有大约一个小时，火车就会进入列宁格勒市区了。
从莫斯科到列宁格勒，这一段行程并不算很漫长，实际上在维克托的感受中，它多少还有些短暂呢，如果可能的话，他更希望这趟列车永远都不要开到终点站，那样的话，也省的他为列宁格勒那些破事而烦恼了。
当然，此刻令维克托感到烦恼的，还不仅仅是列宁格勒的破事，还有乌克兰的破事，说的更具体一点，就是有关所谓“社会主义遗传学家”、“左翼遗传学家”李森科同志的破事。
作为一个名词，“遗传学家”这个称号，显然是属于科学领域的，而“社会主义”、“左翼”这样的名词，却是属于哲学亦或是社会学领域的，将“遗传学家”这样一个名词，和“社会主义”、“左翼”这样的名词搭配在一块，听上去似乎有些荒诞，但这种荒诞的事情，却实实在在的发生了，而且就发生在联盟，发生在乌克兰。
随着战争结束，准确的说，随着乌克兰的农业生产出现好转，趁机了许多年的李森科同志又跳出来了，他给自己戴上了一定“社会主义遗传学家”的大帽子，将他所推崇的“春化育种法”吹捧为“社会主义”性质的科学方法，而给那些反对他的人扣了一顶“资产阶级”的帽子。
这一套把戏，他在三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已经玩过了，借着当时大清洗的潮流，他很是坑害了一批人。而现在呢，他又一次跳了出来，继续在遗传学领域内大肆宣扬阶级斗争的理念，试图再一次确立其在遗传学界的领导地位。
或许是因为有过一次成功的经验了，所以如今的李森科同志不仅技术更加娴熟了，而且信心也更加的充足了，他不屑于继续搞那种一对一的学术辩论了，而是开始搞一个打十个的“舌战群儒”大戏。就在维克托离开莫斯科前往列宁格勒的前一天，李森科同志在《农业文摘》杂志上发表文章，正式将“资产阶级”的帽子，扣在了“孟德尔-摩尔根”遗传学的头上，并隔空喊话，向苏联科学院提出建议，主张在联盟所有的农业院校、科研院所中，彻底摒弃资产阶级性质的“孟德尔-摩尔根”遗传学的讲授，转而着重传播社会主义的“米丘林”遗传学。
随着李森科这一篇文章的面世，整个联盟遗传学界都被震动了，包括锡马尔豪森、留比晓夫以及苏卡切夫在内的一干遗传学专家，纷纷站出来批评李森科的这篇文章，认为他将阶级斗争的哲学理念引入科学界，本身就不是负责的科学研究态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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