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军事互信机制建立后，庞大的中国虽然依旧存在某种潜在的威胁，但是庞大的中国却成为了苏联在东方的某种屏蔽。让苏联的安全压力大减。
何锐政权修改了宪法，确定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权。即便苏联国内依旧有非常多人认为中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权，但这个‘资产阶级国家’，却被视为‘温和资产阶级国家’，甚至是某种‘好的资产阶级国家’。随着中苏之间的贸易量越来越大，托洛茨基一派原本倾向于用欧洲与苏联对比，现在越来越多的将中国作为与苏联对比的参照物。
斯大林同志非常讨厌托洛茨基的比较，苏联是苏联，中国是中国，托洛茨基好像完全忘记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，既没有能力搞清楚各个国家的具体不同，也没有能力搞清楚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。
就如托洛茨基通过对于苏联交货不及时与中国快速供货的对比，试图构建出‘中国比苏联强’的结论，然后再根据这个结论对苏联现有的生产进行批评，最终达成争夺到话语权的目的。
出于最基本的礼貌，斯大林同志听完了托洛茨基的发言，却没有发言。在政治规则中，‘王不对王’。所以政治局委员，《真理报》主编布哈林开口了，“托洛茨基同志，我也认为中国方面的反应速度非常快。最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中国正在通过建设亚洲国际法庭，实现了外交上的突破。我很想询问越飞同志，为什么在中国最初发出邀请信的时候，莫斯科大学以及列宁格勒大学的法律系没有任何反应？以至于到现在，我们只能派遣人员成为亚洲国际法庭观察团的成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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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反击十分猛烈，让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越飞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反应。局面已经发展到了令越飞瞠目结舌的地步。中国组建的亚洲国际法庭已经被定性为‘学术组织’，中国政府把自己的身影隐藏在一个国际学术组织后面，在这个政治军事主导的大使上仿佛不存在一样。
中国法学博士赵天麟教授完全站在世界外交舞台的聚光灯下，成为最闪亮的那一位。赵天麟的学历，经历，人品，又完全承受住了随着关注而来的种种详细的查看，在世界上成了法律界的一个代表人物。
越飞委员不得不承认，中国成功塑造出这样的一个形象后，亚洲国际法庭已经成了一个外交界的大舞台。中国的外交灵活的让越飞感觉看到了列宁同志的敏锐感觉，中国将美国踢出了亚洲国际法庭后，活跃在舞台上的都是欧洲与中国的法学界的著名人物，而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匈牙利外长陪同两国法律界人士前往中国的消息就显得并不显眼。以苏联大使馆在中国收集到的情报，法国与德国也都有外交人员抵达中国，与中国外交部进行了交流。
中国的外交空前成功，而这种成功正是苏联所需要的，苏联当下外交上的最大问题就是无法打破被封锁的局面。
布哈林的攻击既然开始了，就必然要达成目的。越飞能理解到的事情，布哈林也明白，所以布哈林讲述了中国在外交上的突破后，继续说道：“如果苏联要恢复与欧洲的贸易，首先是获得外交上的突破，而不是简单的对于交货时间这种小事进行讨论。何锐先生在前几天与我国驻华大使在晚宴上进行交谈的时候说过，任何国家层面的行动，即便再快，总有更快的，即便再慢，也有更慢的。国际发展，重要的是能否抓住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。在这次的事情上，外交人民委员会已经不是快与慢的问题，而是完全没能理解局面。我认为这证明了越飞同志的工作能力值得讨论。”
话说到这里，苏共中央委员们明白过来，斯大林同志这是要把将越飞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给拔掉。外交人民委员会是苏联与欧美交流的关键渠道，但是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并非特别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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